新疆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组织开展2018持运行监控执照管制员复训工作

只有这些原则得到具体制度的和谐融贯的支撑，某个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宪法结构在宪法性质上才构成一种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且其转型政治或常态政治才可能获得共和主义的健康的滋养，从而使得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基于宪法的政治生活真正获得理性化与结构化。

在司法审查裁量基准的范围上，法院对其制定是否有逾越法律之授权范围、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有无滥用裁量权情形都具有审查权，但一般不能涉及其实质内容上的适当性审查。进入专题： 行政裁量 个性化正义 。

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本身就十分抽象，仅限于语义说明的抽象解释显然缺乏针对性，因此，基准制定主体应当结合个案对基准进行具体解释或者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以便执法人员及行政相对人理解。听证程序的范围涵盖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在监督过程中，检察机关有权对裁量基准适用错误、事实认定不清、无正当理由而恣意逸脱裁量基准以及违背法定程序的行政裁量行为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意见，行政机关应当对检察建议或纠正意见作出回复。参见：朱新力，骆梅英.论裁量基准的制约因素及建构路径[J].法学论坛,2009(4):17.⑥ 例如《海南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就明确了若干酌定裁量因素。他们表示，在制度设计之初是听说过裁量基准这个概念，但在制度的设计上却是独创。

③因此，我国现行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在权力配置和规则运行中也必然遭遇各种中国问题，其中就包括裁量基准与个案正义的冲突。⑥通过原则的指导作用，自由裁量既符合法治主义所强调的基本价值，同时又可以使其在面对多样化的现实情境时保持一定的自由，一方面为自由裁量权行使划定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又使执法者保留一定的判断、斟酌和选择空间。在回应型治理模式中，相对人能够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过程，行政机关将与相对人进行有效的沟通，相对人的意见在行政机关的决策与行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由此，行政机关的行为就取得较充分的合法性，相对人就更愿意配合行政机关的行动，群体性事件也就能得到圆满解决，而不至于留下更多的隐患。

在这种模式下，行政机关的主观认识和思维方法具有决定性作用。当下一次群体性事件爆发时，行政机关不得不采取更强烈的高压手段，动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如此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在对群体性事件定性上，往往将群体性事件视为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负面现象，没有认识到它的正面意义。行政听证制度是一项带有浓郁现代民主色彩的社会管理制度，是关涉民意表达的一项重要程序设计。

实际上，西方新公共治理理念早就提出政府应当建立社会安全阀机制，即通过各类型社会中介组织( 亦称第三部门) 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建立联系，为社会提供内容广泛的服务，并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众，则应当为之提供法律援助。

总体上可以为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当然，相关社会中介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乃是重要前提，这也是国家立法部门当下亟需关注的重要议题。从我国目前行政听证立法规定来看，它是相对人可以借助的参与行政机关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的较为可行的制度。二是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一些行政机关有时采用暴力的、压制性的手段，以达到维护刚性稳定的目的，冷漠对待公众的正当权利诉求。

[10]参见戚建刚： 《风险规制过程合法性之证成———以公众和专家的风险知识运用为视角》，《法商研究》2009 年第5 期。[1]一般来讲，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酝酿阶段、集合阶段、爆发阶段和处置阶段。在具体的行政法制度设计方面，行政听证制度也体现了平衡论的基本要求。尽管尚不完善，但足以看到螺旋式进步。

( 二) 压制型治理模式在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我国地方政府之所以习惯动用强制手段处置群体性事件，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传统的行政管理论思维的影响。[9]应当说，这种理念已经在我国诸多立法中充分体现出来，并且逐渐成为我国行政法立法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三、回应型治理模式及其正当性( 一) 回应型治理模式的兴起随着我国行政法治发展，行政法平衡论逐渐取代管理论，并成为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例如，我国《行政强制法》就直观体现了行政相对人权益保护的思想

(二)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并驾齐驱：言论自由的极大拓展(1994—2003年)1994年4月20日我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Internet)，这是我国互联网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从根本上拓展了公民言论自由行使的途径和平台。[5]84面对互联网这种新通讯载体技术，各国政府积极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互联网法律体系，力图规范互联网上言论表达和传播信息的行为，保障互联网的积极功能，同时有效控制互联网的消极功能。从法律规定上来看，1982年宪法基本肃清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对公民的精神自由及各种思想和意见的表达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规定。虽然我国目前关于网络信息的法律规范有几十部之多，但目前可以具体适用的相关部委的行政规章，立法层面较低，且大多为禁止式的原则性规定。②实际上，传统媒体下的表达自由从七十年代末期就已经呈现出来，只不过基于本文统计与论述的需要，以1982年宪法颁布为考察起点。①由此可见，将四大自由与公民的言论自由并列，不仅是文革特殊年代的历史烙印，而且也是我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将其与大民主直接挂钩的认识偏差所致。

[3]我国1982年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表达自由的规定，基本上沿袭了1954年宪法、1978年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2)在对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规范依据上，零散混乱的特点较为突出。

(4)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对话。传统媒体起主导作用的有14起，占7%。

2009年工信部发布的《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管理办法》。2008年广东省委书记和省长发表《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表示愿意与网民共同灌水欢迎网民拍砖。

手机媒体的主导作用尚不明显[8]49。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1994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贾桂花诉青年电影制片厂侵犯肖像权案作出的初审判决，1995年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邱满囤就邱氏鼠药提出的侵犯名誉权案作出的二审判决。(二)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从技术层面上而言，宽带服务、公民运用规模增大始于2003年。

[10]在这一时期，我国仍未出台专门针对网络言论自由保障与限制的专门立法，但涉及网络传播的法条并不鲜见，主要有：2010年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了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侵权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1]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16)，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早已远远走出了信息通联平台和媒体的范畴，成为关系国家安全、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等核心利益的重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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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对我国公民行使言论自由30年来的梳理不难发现，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与限制，缺乏国家立法机关的专门立法，更多的是散见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11]就言论自由的保障和限制而言，在网络环境下限制言论自由的基础、限制言论自由的可行性问题都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传统的言论自由的限制理论并不能简单照搬于网络环境下的言论自由。

(16)2012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④在这一阶段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通过一些规范文件的发布初步建立了书籍、出版物中淫秽的界定标准⑤。宪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社会也需要维护一定的道德秩序，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冲突。1991年，电视广告的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报纸，随后四年电视和报纸广告互有高低，呈现交错状况。

⑩截至目前，我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建立了网络警察的专业队伍。一方面，网络论坛、贴吧、博客乃至微博等网络信息发布平台的接踵而至甚至风靡一时，为公民言论自由的行使带来了更为宽广的空间。

(15) 在美国的FCC v. PacificaFoundation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言论自由在广电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区别对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指出对网络上的言论内容进行规制的措施，不同于对有线电视及广电媒体内容的规制，不能将广电媒体的模式适用到网络上，对网络言论自由的审查方面，应该适用严格审查标准(strictscrutiny)。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而言，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言论自由保障之间关系的思考。

【关 键 词】言论自由/保护/限制/媒介我国1982年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从根本法的意义上确定了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属性，为言论自由的保障与限制提供了明确的宪法依据。有学者通过对1998—2010年发生的21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进行系统分析，总结出2003年是网络舆论年，2007年是网络民意年，2008年是网络舆论监督年，2010是微博发展年[8]40。